Ep.1 李安在柏林影展的Pick! 是枝裕和《 下一站天國》

關於節目

今年我想開始嘗試用不同的媒介，分享柏林的的樣子，同時學習「表達」這一件事。

生活裡的表達各式各樣，用說得、用寫的、用影像的、用沈默的。雖然日常中我是個多言的人，但論起用說話溝通這件事，我對它的掌控能力卻遠比對書寫低弱許多。譬如鋪陳病就是長在我舌頭上的惱人腫瘤，每每陳述一件事，我總習慣從源頭講起，想到了什麼可以附加的資訊又插入補充，故事說到最後，不僅丟失重要的線索，有時還會讓聽者尷尬癌爆發，不好意思地問「然.然.後呢？重點是～？」

當零零問我要不要一起錄Podcast的時候，我知道是時候了，是時候好好訓練自己，讓自己有意識地練習說話這件事。也是時候突破文字的局限性，尋找另一種可能的創作途徑。

關於李安和是枝的對談

也恰好在此時，我聽到了李安與是枝裕和在柏林影展的對談，這場對談的票非常難搶，70週年的柏林影展星光黯淡，奧斯卡金獎導演與近年於三大影展屢有斬獲的當代日本電影大師的組合，吸引了滿場的觀眾，而兩大導演不辜負觀眾，李安的幽默與是枝裕和的坦率，讓台下掌聲不斷；對談過程中兩位導演對彼此電影的好奇心和對從業數十載仍持續探索電影在創作上的可能性，令人由衷敬佩與不得不喜愛兩位電影創作者。

對談過後，記者問李安，為什麼百忙之中仍接受影展《On Transmission 》單元的邀約，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目前的他對國際影展的確有些倦怠，也開始會有著犬儒的心態，但是，柏林影展是他電影事業起步的地方，抱著感恩的心情，他回到了柏林。

28年前(1992)，李安的第一部長片《推手》即入圍柏林影展，隔年的《囍宴》更是直接抱走該年的最佳電影金熊獎，是柏林影展第一個獲得殊榮的台灣人與台灣電影。李安回憶當年的柏林，圍牆剛倒下，整個城市瀰漫著對世界的好奇，來自遠東、譬如台灣的新浪潮電影進入了歐洲觀眾的視野，令初入國際影展的李安，也和當地的觀眾一起，對所有未知感到無比的興奮與期待。

20多年後，在好萊塢拼出一席之地的李安回到台灣，接任金馬影展的主席，記者問他如何看待「《寄生上流》代表亞洲電影第一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而下一部獲獎電影會出自哪個國家呢？」李安的回答令記者一愣，他說「我希望亞洲電影/華語電影有自己的奧斯卡。」

在去年的金馬影展酒會上，李安邀請了同桌的是枝裕和參加柏林影展《On Transmission 》單元，( 才讓柏林小影迷達成兩個偶像一次滿足的心願)，對談主持人問李安，為什麼會選擇是枝裕和早期的作品《下一站天國》，作為對談後放映，要推薦給觀眾看的電影，李安說：

「 下一站天國是我第一部看的是枝裕和電影。看完時覺得就很震驚，立刻想知道這部片的點子從哪來。它獨特且詩意，有著日本電影乾淨、沈著的特質。它也帶著一些遺憾，傷心而美麗。我被深深觸動，因此想跟柏林的觀眾分享這個難忘的經驗。」

談及了日本電影對他的影響，導演則說：

「我對日本電影有血緣相連般的親密感（kinship），從文化、角色塑造到影片調性皆然。還有我們如何理解『慈善』和『悲傷』，佛教裡講的『慈悲』。慈善與悲傷相依，以對悲有更深刻理解，這是非常東方的概念。人必須遵循更大的什麼，卻仍以人的尺度努力著。我覺得日本導演把這種情感處理得最好。」

有趣的是，雖然李安向是枝裕和提出了許多關於《下一站天國》發想與製作的問題，但比起滔滔不絕地聊自己的作品，是枝對李安的電影更感興趣。他反問李安「在斷背山中，為什麼留下衣櫃中兩人的那張照片，作為電影的結局？」並表示對希斯·萊傑打開衣櫃看到照片那一幕，非常感動，覺得西方導演一定不會這樣拍。

除了交流亞洲導演在西方電影拍攝這次對談也不經意地洩漏了兩位導演相識的緣份，像是曾經有人請李安翻拍《下一站天國》、《色戒》日本宣傳時，是枝裕和寫專文介紹李安等等，雖然都是些細瑣的小事，卻足以讓影迷回味再三了。

下一站天國，關於回憶

下一站天國的英文片名是After life，日文是片假名寫成的ワンダフルライフ(wonderful life)。其背景，發生在非人間也非天堂的天堂中轉站。在電影的設定裡，人死後不會直接上天堂，而是會先到像車站宿舍一樣的地方報到，故事即圍繞在生活在報到處七天的亡者身上。除了亡生者，中轉站裡也住了另外一群人，他們是拍影片的劇組，因為死去的人上天國的時候，他們在人世間的回憶是帶不走的，所以在中轉宿舍生活的七天內，往生者必須找到一段想永久留存的回憶，再把回憶用短片錄影帶的方式帶往天堂。劇組的工作，就是透過訪談的方式，幫助往生者找到想要永遠保留的回憶，最後也幫他們把這段回憶拍成紀錄短片，讓往生者可以帶著它去天國。

「如果只能帶一段記憶離開，我要帶走的，是活著的哪一段回憶呢？」和劇中的角色一樣，面對這個問題，我和零零都苦惱許久，也不約而同的，想到的都是令人感到難堪及懊悔的回憶。最終她選擇了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入籍德國的那個時刻；而我選擇的，是小時候和媽媽，一起躺在床上，她抓著我的手，細讀我手上的紋路，說在那長短曲折的掌文中，看到我的未來這樣的畫面。

在Podcast錄製前，我其實有猶豫要不要將這麼私人的回憶就這麼袒露在所有人都聽得到的地方，不過我想坦承的面對自己，面對觀眾，是所有創作者的必經之路，就像李安在影展對談裡問是枝裕和的「你認為拍電影的人，是不是就像下一站天國中轉站裏頭的工作人員，是觀眾的擺渡人，將他們從生命的一頭送到另一頭。」承擔的如此厚重的任務的創作者，如果不傾其所有，又有誰，會願意上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