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危險的是笨蛋，德國書店隱藏的中國書櫃

其實在給Moni的訪綱中，我列了許多節目中最後沒有呈現的，許多更尖銳敏感也與德國歷史息息相關的問題，希望她能以一名中學哲學教師的角度分享個人經驗，譬如 「青少年可不可以閱讀希特勒的自傳 《 我的奮鬥 》 (Mein Kampf) 』 」 、 「該不該限制道德有瑕疵的創作者的出版自由 」等等，不過和Moni溝通後，我們仍將訪談主題聚焦在德國人應該怎麼 「 理解中國  」這個核心主題上。

特別是關於 《 我的奮鬥 》 ，對德國人來說，納粹是歷史上一塊撕不掉也不允許被撕掉的結痂，不管是禁止宣傳納粹思想的 《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還是柏林州學校法明確規定，歷史課本中必須包含足夠納粹時期的內容，學校老師也應該對該段歷史進行深入講解，並引導學生有能力抵制納粹意識形態和其他追求極權統治的政治學說，都顯示反納粹早已是社會共識；對猶太人來說，種族屠殺則是蝕入骨血的傷痛，主事者希特勒的 「 惡 」不僅在歷史上其有獨特性 、 且對猶太民族有特別的意義，因此 任何獨裁或種族主義者都不適合也不應該與之類比。

無論是基於德國反納粹思想的理所當然，還是對猶太社群的尊重，最後我把相關問題收裹，待有適合的時機再單獨提出來討論。這次的擬題經驗也讓我上了一課，期許自己未來在研究受訪者與訪問主題時，能有更全面與豐富的思考(感謝Moni!)。

說回中國書櫃，訪談過後，我才明白， 揭發中國外宣書櫃的吹哨人Moni，真正想和關注此事件的德國媒體與網友傳達的觀點是什麼。 她既不是一個反中者，也不是國族主義者，相反的，她熱愛 「講中文的文化 」，在Moni老師的高中課堂上，她帶著學生過春節，也告訴中文課的孩子們，不僅中國，在台灣也能夠使用這中文這樣優美的語言。

另外Moni也認為，面對中國，德國人不應該因為自身對極權歷史的傷痛與恐懼而閉眼不談，反而應該更積極主動地去理解以使用中文為主體的文化與社會，因為 「 理解 」能對抗恐懼，也讓人不輕易屈服於未知(的政體)。另一方面，華語文化區的族群也並非天生服膺於威權統治，台灣成功的民主轉型就是很好的例子。(她真的是台灣宣傳大使XD)

Moni的分享也讓我想起了前陣子到歷史博物館看的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特展。展覽裡頭讓我駐足最久的，是關於鄂蘭以《The New Yorker》雜誌記者的身份到以色列觀訪納粹戰犯 Adolf Eichmann 受審過程的單元。

當時鄂蘭的採訪在國際社會引起非常大的爭議，1960年代正值以色列軍國主義與民族主義高漲時期，Eichmann受審過程中，雖然有不少大屠殺受害者出庭作證，但大部分證人的口供和其罪責並無直接關聯，因為檢察官對於納粹官僚體系的錯誤理解，加之順應民情，導致詰問與最終的起訴書中大大地誇張了Eichmann在猶太大屠殺中的角色和權力。 作為觀察記者的鄂蘭始終認為， 過度強調Eichmann個人之邪惡，除了方便以色列當局借審判利用高漲的民族復仇情緒強化統治正當性與支持度外，並無益於理解極權主義與反省納粹時代。

鄂蘭總結審判過程後寫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一書，書中她剖析Eichmann其實只是一個遵從命令的官僚，他所體現的不是「極端的邪惡」，而是「平庸之惡」（ 惡的平庸性 The banality of evil），意指當任何人甘於放棄對善惡是非的判斷力去服從不合理的體制，那麼最平凡的人也可能導致像種族屠殺這樣的最極致的邪惡。

這本書也成為當代政治思想中的重要著作，提醒著人們，不管有沒有像希特勒 、 習近平甚至是川普這樣一類的人物作為某一種惡的標誌，或是去刻意塑造外部敵人，生活在公民社會之中，都要時刻警醒，並保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與觀察力，才能察覺潛在的危險進而挺身去反抗不合理的體制。

而發現中國書櫃的Monika ,絕對稱得上顎蘭心目中的公民典範。

幾個星期前在Moni貼出Thalia文章的隔日，我也去看了那個造成熱議的中國書櫃，站在《China Speed》、《 A Glimpse of China》、《Der Chinesische Traum》透露著高速發展的中國一片歌舞昇平氣象的書籍前頭，我想起了年初病逝的李文亮與已經消失在社群媒體的陳秋實與方斌，不知道有沒有人以紀實的方法寫下他們的故事，還有那些沈默的，被遺忘的大多數人的生命，肯定更值得被細細閱讀。